伴随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软件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的调查显示，2004年中国软件产业销售额可望突破2100亿元，相较去年同比增长了31.3%，其中软件产品将达1008亿元，软件服务与系统集成收入将达1092亿元。即使如此，我们也看到，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依然不能适应国家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要求，产业总额仅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07％，与发达国家平均6％的水平相差甚远。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国产软件在中国软件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依然很低，仅约为35％。由于基础技术、核心技术，以及自主知识产权软件产品的缺乏，不仅使得大量的利润被国外企业所占有，影响着中国软件产业的积累与再循环能力，而且还严重威胁着国家的战略安全。更惶论那些——软件“大盘”虚热，非软件因素参与托市；软件市场规模绝对值小；软件公司利润率低；软件从业者劳动生产率低；软件客户应用失败率高、软件国际化程度差强人意……等等问题。如何摆脱这些困境正是现在关心中国软件进步的人们急待思考的命题。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 企业级应用软件和应用软件平台（中间件）将是中国软件产业的新机会。然而二十多年来中国软件企业的群体努力却收效甚微。IBM、BEA、Microsoft、Oracle等这样的公司撅走了中国软件市场的巨额利润，而几乎所有的中国软件公司却依然处在彷徨之途。据赛迪集团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国内大部分软件企业平均利润率接近于零”，与先进国家软件企业平均20％左右的高利润相差甚远。

作为国家战略性的产业之一，尤其是用于电信、金融、电子政务等关键行业管理的企业级软件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而且与国家战略安全息息相关。中国政府对此问题高度重视。《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及“振兴软件产业行动”都传达出政府的这种努力。

在过去的20多年中，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发达软件应用的代名词，一直是中国学习的楷模。中国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美国模式 ”复制的努力。源自美国并兴于美国的软件发展已约有半个世纪。作为非常有代表性的国家，我们认为，通过重点研究美国软件的这段历史，探询它的发展规律，并以此指导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不仅要研究软件美国一般性的软件产业成功规律，还要研究企业级软件市场的成功规律，更要重点研究企业级软件在中国的特殊性。只有充分地了解了软件美国的成功因素，并结合中国的特殊性，才能够寻找到中国这一产业发展的特殊规律，并创造与之相适应的成功模式。

软件产业的发展不能脱离它所依存的环境。本文通过对中国与美国软件产业发展环境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中国软件产业发展需要走一条和美国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借助相适应的新软件模式，中国完全可能以“后发的优势”获得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进而在全球软件产业格局中赢得特殊的竞争地位。

“煤变油”的尝试者众多，南非既非第一个、亦非唯一在此方面不吝投入的国家。但放眼全球，当前仅有南非可利用煤炭液化技术大规模生产石油制品。我们说，一个国家一项产业的发展永远无法回避这个国家这项产业所处的历史与现实产业环境。正是在经济封锁、石油禁运的特定条件下，挑战与危机反而成了南非“煤变油”技术的催化剂，促成了这项技术的产品化与产业化。

在一定的产业环境下，一些产业不仅得以孕育且可以实现超常成长，类似的“奇迹”决不只出现在南非。

不久前，耶路撒冷警用装备博览会上，一种可防止自杀性爆炸袭击的公共汽车备受关注。这种汽车的车门处安置了一个旋转安全门，它能够探测出乘客身上携带的炸弹，并阻止危险分子上车。展会上还展出了其它的安保设备，如可远距离探测爆炸物的激光检测仪，以及通过分析警犬吠声来判断危险系数的警用软件……所有的产品都是以色列公司研发生产的。

建国50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国际国内紧张局势使得以色列国家在此领域的政策强烈倾斜。就像矛与盾的关系一样，矛之逾锋，盾之逾坚。与邻国的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与纷争、国家强有力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国际不断升级的恐怖疑云，都给以色列的安防产业提供了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与发展空间。目前，以色列的电子安全和物理安全解决方案在世界上堪称一流。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它的安全解决方案，而且来自以色列的安全顾问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国外政府、公司总裁、安全组织、国家银行、公共管道、电力电气安装、计算机公司等都已无所不在。

再看看印度，这个以重点发展软件代工外包为主的国家在软件方面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他们的中国同行。印度三个最大的IT公司的市场总值达到了400亿美金，超过了中国前100个IT公司的价值总和。

印度国内缺乏庞大的来自政府、通讯、金融、制造等关键行业的信息化软件内需。它们充分发挥自己在殖民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普遍的英语语言应用优势，面向欧美市场，凭借相对便宜的软件人力资源，代工欧美软件大客户的外包业务，形成极具成本优势的出口型软件外包产业，并获得了较高的产业利润。

特定的语言与成本优势让印度有了发展软件外包业务的机会；同时缘自本国软件应用内需的缺乏也让它不得不以出口为重点业务发展。这是由印度的历史与现实合力所形成的。

无论是南非的能源转化产业、以色列的安全防卫产业，还是印度的软件外包产业，它们都是在充分结合本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的基础上取得的。将自己国家中不利的因素向有利的方向转移，化被动为主动，反倒使得它们在特定的领域形成了独特的领先产业优势。

软件产业的兴盛是未来国家间竞争的核心能力之一。一ā直以来，美国的软件发展模式都被软件界奉为圭臬。美国模式更是被写入教科书，成为软件从业者学习的经典。美国模式之所以如此受推崇，在于其对世界软件产业先锋性的开拓和引导作用。

美国独立软件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半个世纪以来，这个行业在美国树立了无数座里程碑，从第一个雇佣了全美60％程序员的“巨程序”到第一个百万美元的软件产品，再到Oracle这样的巨擘诞生……可以看出，美国软件产业以螺旋式的轨迹快速上升。在这个过程中，软件美国以渐进的方式，通过商业与技术的联袂，在一个极具美国特点的产业环境下成长起来了。

　　 首先，成熟的商业环境孕育了美国企业普遍较高水平的管理水平。

西方的现代商业文化产生于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商业经济，以契约与法制为前提，商业的独立与私有财产受到保护。大工业革命更形成今天西方成熟商业环境的基础，造就了一批成熟的现代企业，它们拥有成熟的管理者、先进的管理工具，以及完善的管理理论。尤其以美国为代表，商业文化历史悠久，市场环境成熟，企业市场化程度高，竞争有序。

二战后的美国，新商业英雄时代来临了！企业巨子倍出、管理理论与经营实践跨步发展，美国企业组织对内要精细作业，对外要全球化的谋求使得无论是从人力资源规划到工厂管理、从后勤到库存管理……，对组织内部更规范、更先进的管理需求一直在不断膨胀。

统计信息显示，ERP、CRM等企业应用软件的实施，有30%的挑战来自技术层面，而剩余的70%则来自管理。可以说，成熟的商业环境孕育了美国企业普遍较高水平的管理起点，这为企业级软件的兴起奠定了结实的应用基础，使得在50年代后开始兴起的商业套装软件在与企业业务结合的过程中如鱼得水。

　　 其次，先行者美国的企业IT应用环境事实上是从低技术起点开始的。

最初，在推动软件产业发展时，美国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于1949年开始的SAGE防空项目，雇佣了当时全国仅有的1200名软件工程师中的700人，编写代码超过100万行，总开支达80亿美元。类似这些项目成为美国的“程序员大学”,并使得美国成为当时世界软件业的主角。

现在看来，早期先行的美国在技术的应用上事实上是从低起点开始的。这与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是相关的。20世纪50年代后的半个世纪中，软件语言不断演变，主体上经历了从最初的机器语言，汇编语言，高级语言到面向对象语言（以Java等为代表）四代的变迁。企业软件应用体系也不断变迁——从早期的主机、单机应用程序，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向客户机/服务器计算模式转移，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及它代表的电子商务的出现了，并迫使企业将软件应用技术体系进一步向多层分布式系统的网络环境迁徙。

软件的处理能力主要取决于硬件的发展。现在的计算资源越来越便宜，一个企业级软件的应用部署不完全再被硬件资源严格约束。而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企业应用，软件工程师们却不得不重视一个问题——如何在当时昂贵的、有限的计算资源下，开发出更有效率的满足部门级的企业应用来？

软件语言、应用体系，以及硬件资源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当时的美国企业级软件发展必须要面对现在看来很低的技术起点。基于此，在后期长时间的应用演变中，逐渐形成了很多现在还存在的IT“遗产系统”。

　　再次，组织、管理与技术的联袂让美国企业应用的演变以渐进式方式变革。

变迁中的美国技术应用环境决定了美国企业的软件应用也在不断变迁。大约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实现了企业信息化的第一阶段，即信息基础建设。在20世纪90年代ā早期，企业级软件从主机、单机应用程序向客户机/服务器计算转移。此时，美国企业信息化进入第二阶段，即借助信息技术开始对业务流程、管理结构进行调整（BPR），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N层分布式系统的出现对传统的客户机/服务器模式造成了压力。企业信息化由此进入第三阶段，即把业务流程、管理结构和信息技术三者结合起来，衍生出了CRM、ERP和数据仓库等新的管理理念和系统概念，并进一步通过企业应用集成（EAI）等手段对业务、管理和信息系统进行融合优化。目前美国企业应用正处于第三阶段。

每一代的变迁都是在前代基础上的发展和飞跃，每一次的飞跃都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应用的效率、促进了软件业并进而促进了社会多方面的发展。

　　 最后，企业应用的大量遗产系统作为历史包袱客观存在，挥之不却。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企业应用实施过程中，软件美国花费了巨大的社会与经济资源。据统计，从上世纪60年代至1995年，整个美国信息化建设上的投入累计已超过1万多亿美元。仅仅在美国政府领域，现今每年的开支还达到1200多亿美元。

每一次技术的演进中，美国企业都会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以及支持软件运行的客户端设备上大量投资。不断地新购软件包、不断地按传统方法开发应用、不断地将支持后台功能的业务逻辑进行编码……，技术的演进让更早些的投资都变成了“遗产”。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随着这些企业应用软件或者解决方案的日渐多样。管理这些遗产系统就变得更加困难。

可以说，遗产系统作为软件美国的一个历史产物而客观存在，在部署面向未来的更好的企业应用时，它们变成了历史的包袱，挥之不却。

距今为止长达半个世纪的软件史是美国的，但同时也是世界的。当我们将观察的视角投向企业级软件的苍茫历史中，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任何先进的模式时，对它们的研究与学习，都不可忽略其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与现实的影响因素。软件美国成长的过程事实上是依附于美国不断变迁的产业环境的。那些普遍较高水平的企业基础管理、不断迁徙的软件应用技术架构，一代又一代演变的软件语言、以及历史的IT“遗产”……，都像一道道绕不过去的“坎”，在软件美国前行的时候，时刻都在左右着这个国家的进程！

美国主宰了20世纪的全球软件产业。时至今日，它仍是全球软件业公认的领先者。依附于特定的美国市场、管理、以及技术环境的变迁，软件美国企业级市场应用呈现出非常鲜明的发展特点。

首先，大量部门级的套装软件的深度应用，形成了如“梅花桩”一样的格局。

如《报告》指出，美国许多企业已发展了企业资源计划（ERP）软件，并从ERP软件又扩展了供应链管理软件（SCM）、客户关系管理软件（CRM）等。二战之后，当时美国成熟的商业环境、先进的基础管理体系、较低技术起点的IT发展等背景影响，使得美国企业在软件功能上要求相对规范、在软件结构上要求相对稳定，在软件效能上更强调整合与优化等。那些集成了“先进管理经验”的部门级套装软件正好满足这些需求。

受当时客户应用需求影响，以及昂贵的计算资源约束，这些企业应用软件从诞生之初就是为部门级应用服务的。它们被主观地按照部门职能或某一管理职能简单分割为人事、财务、行政、ERP、CRM、SCM、BI等等。这时，美国企业当时成熟规范的部门管理过程用“比特”的方式合乎逻辑地映射到大型数据库、以及一些优化的企业软件产品上。软件开始控制美国大公司的商业管理。

这种以套装软件应用为主的模式深植于美国企业的IT应用中。有人打了个生动的比喻，说这就好比是中国传统武术中的“梅花桩”，每个“桩”都承载着特定的功能并对应企业不同的职能机构，不同的公司因“需”选“桩”，“桩”“桩”组合起来就可“打”出漂亮的“套路”。可以说，那些“梅花桩”——套装软件的大量应用，在美国企业应用中已成林立之势，并形成美国模式的鲜明特点之一。

这些以套装软件应用为特点的“梅花桩”形成并非偶然。这一模式的背后实际上是由美国特定的商业、管理、技术等历史与现实因素决定的。市场对“梅花桩”的大量需求，使SAP、Oracle、PeopleSoft等套装软件厂商逐步占据了企业级市场的主导，并持续开发出能给客户提供标准化应用体验的新产品。逐渐的，套装企业级软件牢牢地控制了大公司，并成为它们商业流程的枢纽。

这时期的企业级软件市场逐渐兴盛。到了60－90年代，SAP（成立于1972年）、CA（成立于1976年）、ORACLE（成立于1977年）、SYBASE（成立于1984年）、Siebel（成立于1993）等一批强大的企业级解决方案提供商应运而生并发展迅速，整个行业极为活跃。

ERP、CRM、BI……等等“梅花桩”代表了那些集成了“先进管理经验”的套装软件，传统上一个企业的IT架构是靠一个个单个的应用程序来搭建的。而事实上，单个的应用程序是无法包容用户的各种业务需求的，它们只能不断地通过开发新的应用，或者扩展现有软件来艰难地支撑对变化业务的需求。可以说，以部门级的应用程序为中心，这种企业应用模型在长达40年的过程中，占据了牢牢的统治地位，并迫使业务用户将其能力仅仅局限到了应用程序的能力。

其次，“梅花桩”间没有统一的软件标准，造成信息孤岛出现，不得不发展以“融合”为主题的企业应用集成。

那些分布在不同部门与不同公司的“梅花桩”，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的管理水平。但随着商务需求的进步，人们发现那些分布在企业内部的“梅花桩”之间很难对话，而不同公司之间的“梅花桩”交流更是难上加难，信息孤岛由此形成，基于价值链的竞争管理也成为问题。软件商们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如何把那些独立部署的企业软件产品（或解决方案）整合起来，成为统一的IT资源，以获得更灵活、更富竞争力的商业应用？

从软件技术角度来看，大规模的企业软件“梅花桩”通常要求在软硬件各不相同的分布式网络上运行。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应用能够运行在这种异构平台上的软件，也迫切需要一种基于标准的、独立于计算机硬件及操作系统的开发和运行环境，以便让“梅花桩”对话，于是以“融合”为特点中间件技术应运而生。

从企业应用体系结构上来看，企业级的应用已不再满足于单机系统和简单的客户/服务器系统，而是向着三层和N层体系结构的分布式环境不断迈进，中间件出现在原有的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之间。它们负责完成数据安全和完整传输，通过负载均衡来调节整个企业信息系统的工作效率，从而弥补两层结构的不足。它们就像把一个个独立的“梅花桩”串通起来的绳结——是一种起承上启下作用的应用支撑平台，在各种复杂的、多态的“梅花桩”间运筹调和。

有人做了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起，为应用集成而生的中间件进入美国商用市场以来，以年均60%以上的复合增长率快速发展。即使是现在，美国大型企业每年IT预算的40％都是投给了应用集成平台。2003年美国市场的中间件产品销售额达到48亿美元，占全球中间件市场总销售额的68.6%。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应用集成大国。那些提供融合职能的中间件厂商，比如BEA 、IBM 、Oracle和SUN等，成为这个时期美国市场的赢家。在随后的岁月中，越来越多的独立软件公司应势而生，企业级软件市场空前丰富。

再次，高度耦合的“梅花桩”套装软件结构，难以适应客户应用需求的灵活变化。

首先是那些来自企业内部的——企业人员的不断成长变化，往往容易导致哪怕一项新技术的采用、一次组织结构的调整、一个更美妙的创意、一次缩减运营成本的改革都可能引发出新的需求。其次是那些来自企业外部的——政府政策的变化、企业间的收购与兼并，以及一些重大的政治与经济事件等等，也会影响企业的业务与组织变化。

例如，客户期望实现业务集成和协作，在协作基础上构建出高效的企业应用体系；客户期望对供应链上的信息进行及时传递与处理，以实现更快捷的市场响应能力；客户期望能够快速实施和低成本部署满足个性化需求的软件系统，并适应未来商业环境的变迁……。一句话，变化的业务、组织与技术环境使得客户对软件的“随需应变”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部门级的套装软件是从代码级做起的，它往往强调功能实现，天生结构庞大，能够满足部分稳定的市场组织管理需求；但它在主体上采取的是固化了大部分的软件功能，而只留一小部分参数配置的方式，因此在产品结构上表现僵化、难以适应更频繁充分的变化需求。

“耦合”是软件模块之间相互依赖的一种量度。高耦合度的软件是难以维护的，一处的修改容易引起另一处甚至更多处的变动。从代码级做起的套装软件和定制软件都具有极高的耦合度，要么结构死板僵化，要么开发方式效率低下。在这个企业形态不断变化、企业外延不断扩展、企业环境不断变迁、企业业务不断调整的时代，这种以一次开发持续使用为特征的软件已日显陈腐和落伍。

最后，互联网出现使得“梅花桩”被重新打包，开始部署基于“服务”的电子商务体系。

1994年后迅猛发展的互联网，使得美国软件业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

多年来，那些分布在不同部门支撑不同管理职能的企业应用“梅花桩，它们已经几乎固化了业务的管理职能与工作流程，并在C/S结构、N层架构的环境中深深扎根。互联网的出现爆发出可以使商业世界发生革命的力量。基于互联网的企业级应用要求软件实现跨空间、跨时间、跨设备、跨用户的协同，软件处于极度复杂的异构环境中。这种情形下，传统的按职能管理的应用软件模式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美国大量的企业应用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缓慢建立的。无论在单机时代、客户机/服务器时代、N层架构时代，以及后来的互联网应用时代，递进变迁的IT技术让企业组织不得不面对复杂、异构的应用环境。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意味着不仅要更好迎接来自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的挑战，而且还需把那些沉淀了大量投资的遗产系统、现有系统，以及新的基于浏览器的前端绑定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部署基于“服务”的电子商务成为一种把很多不同的、分散的服务捆绑在一起的新趋势。

在这种趋势下，要求开发者超越应用软件来思考，并考虑复用现有的服务，或者检查如何让服务被重复利用；这种方法鼓励使用可替代的技术和方法（例如消息机制），通过把服务联系在一起，而非编写新代码来构架应用；这种方法的消息机制经过适当构建之后，允许公司仅通过调整原有服务模式，而非被迫进行大规模应用代码的开发，使得在商业环境许可的时间内对变化的市场条件做出快速响应；这种方法要求开发者从“服务”集成的角度来设计未来的应用软件，即使这么做的利益不会马上显现。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美国“梅花桩”林立的过程，也是那些制造和服务“梅花桩”的公司们成长为软件产品巨头与咨询服务巨头的过程。多数“梅花桩”在提供了大部分的固化软件功能后，都保留了部分须进行客户化配置的参数，而负责完成“二次配置”的服务商则主要有普华永道、埃森哲、安永、毕马威等管理咨询公司。

这样，当SAP、Oracle、Seibel、Peoplesoft等在软件产品层面上，成为“梅花桩”强势市场语言的代表，这些管理咨询公司作为“梅花桩专家”，协同产品商为客户服务。“梅花桩”产品商与“梅花桩专家”服务商之间的分工自然形成。这种非正式间的业务结盟让它们成为美国模式的维护人与收益人。

从第一家诞生的美国独立软件公司、第一个出现的巨程序、越来越多部门级的软件应用ā，到以融合为使命的中间件的发展，可以看出，美国软件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商业与技术的联袂下，所进行的自然演化。企业管理需求带动软件技术进步，软件技术进步带动企业管理提高。在此过程中，软件产品巨头与服务巨头实现了自然的专业化分工，在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内合力推动软件美国持续进步，最终成就了软件美国今天的辉煌！

企业级软件从产生之初就是为提升组织的管理效率而服务的。半个多世纪的美国软件应用的演变就证明了——有什么样的市场、管理与技术环境，就有什么样的软件应用模式。我们说，“美国模式”的形成就是依赖于特定的美国产业成长环境的。这使得在中国讨论软件发展时，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回避去谈论那些和中国企业软件应用息息相关的产业成长环境。

　　 第一，快速变化是软件中国产业环境的最鲜明特点。

现今的整个中国正处在变化的洪峰中。变化以及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为这个国家带给人们的最大想象。这一点，也许用布热津斯基的精彩描述来表达更为准确。他说—— 发展速度的明显加快和发展轨道的不确定性是人们正在经历的历史特点。在过去，各个时代的轮廓相对分明，人们会有一种明确的历史进程感；而今天，历史则被压缩在一起，人们的理解总是跟不上现实发生的变化，间断性是今天历史的主要特点。另一位伟大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这样表达——加速度和短暂性是理解今天社会变迁的关键。

看看电信业，无论是GSM、CDMA、小灵通、还是2.5G、3G，变化成为多年来始终不变的主题。而未来，这种变化依然将是市场主调。按照独立电信分析人士杰夫~堪格的说法，五年之内将会出现许多提供电视、电话及网络接入服务的运营商，其中有些甚至还会和电力、自来水和垃圾费用挂钩。

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使得电信，以及金融、政府等关键行业的企业级应用需求都在不断变迁。大到新政策的发布、组织间的兼并与收购、新业务模型的涌现，小到企业内部的业务流程重组、组织结构的调整、新创意的产生，这些来自市场、管理、技术等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组织对变化环境的不断适应就成为当前中国企业应用不得不面对的鲜明现实。

　　 第二，人的因素所导致的普遍的较低管理水平是软件中国产业环境的另一个现实。

中国的商业文化产生于农耕经济，这一点与美国成熟的现代商业文化的源头不同。中国商业文化一直以均贫富为制约；而且传统文化中基于道德伦理的制约导致了私人财富积累的不合理性；并造成企业主天生依附政府的非独立性格。可以说，从文化角度溯源，中国真正独立的商业文化历史非常短暂。这导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商业环境都深受影响。市场变化成为主题，市场参与者不成熟，市场地域分割严重，市场竞争普遍无序。

每一次技术的演进中，美国企业都会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以及支持软件运行的客户端设备上大量投资。不断地新购软件包、不断地按传统方法开发应用、不断地将支持后台功能的业务逻辑进行编码……，技术的演进让更早些的投资都变成了“遗产”。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随着这些企业应用软件或者解决方案的日渐多样。管理这些遗产系统就变得更加困难。

可以说，遗产系统作为软件美国的一个历史产物而客观存在，在部署面向未来的更好的企业应用时，它们变成了历史的包袱，挥之不却。

距今为止长达半个世纪ā的软件史是美国的，但同时也是世界的。当我们将观察的视角投向企业级软件的苍茫历史中，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任何先进的模式时，对它们的研究与学习，都不可忽略其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与现实的影响因素。软件美国成长的过程事实上是依附于美国不断变迁的产业环境的。那些普遍较高水平的企业基础管理、不断迁徙的软件应用技术架构，一代又一代演变的软件语言、以及历史的IT“遗产”……，都像一道道绕不过去的“坎”，在软件美国前行的时候，时刻都在左右着这个国家的进程！

商业文化影响组织的管理文化与管理体系。相较西方二百多年的大工业发展的管理体系积累，中国几乎上是从大农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迅速迈进，企业管理者在短短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获得的是“填鸭式”的管理积累；管理工具更多是移植；管理理论更多是“美国模式”或者“日本模式”。现实与历史因素造成很多中国企业普遍的基础管理缺失—— 比如，很多生产型企业没有统一的产品编码，同样的物料在A库叫甲，在B库叫乙；而一些集团型企业的供应商信息都无法共享，会计科目没有统一，集中处理应付账款何其困难，所谓徒有“集团”其名，没有“集团”其实。可以说，类似A、B、C一样的基础管理的缺乏成为大多数中国企业的普遍现象。

管理专家丹~科恩研究组织中人们的行为对于组织变革的影响力，在对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南非的90多家组织和200多名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后，他发现——当一个企业在进行大规模变革的时候，它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绝对不是人们想象的公司战略、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和系统，——当然，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但问题的核心却在于如何改变组织中人们的行为。

当管理变革问题的核心其实在于如何改变组织中人们的行为时，普遍的较低水平的管理能力就成为制约企业级软件向更高阶段演进的阻力，这是软件中国产业环境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

　　 第三，电信、银行等大规模市场与组织导致的大规模应用也是软件中国产业环境的一个重要特点。

有人说，中国正在重演19世纪中期的英国，或是19世纪晚期的美国角色。它们都同样通过一场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工厂。在中国，2亿人渴望拥有自己的汽车、更宽敞的住房……；近3亿的手机用户，让它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通讯市场；超过1亿的上网人数、仅次于美国成为第二大上网国家；一个中国工商银行的网上用户就达800万人，并将很快发展到1.4亿人……。难怪《财富》的专栏作家彼得~刘易斯都要惊叹——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的用户，使得它完全有可能制定高科技的新标准。中国的科技力量将对世界造成新的冲击。

一方面是数量庞大的增长用户，另一方面是企业本身也渐趋成为大规模组织。或因国家力量导致电信、银行、石化等大规模经济组织形成；或为市场竞争激烈，若干中小型企业联盟，共同合并成为大规模组织；或为降低边际成本，企业成立之初即做巨额投资，成为大规模组织。大规模组织往往附属机构遍布，员工人数逾万，对内面对沟通不畅、决策缓慢、权责混淆、本位主义……等等弊病，对外更是面对客户数量庞大、企业组织不断外延、全球化竞争……等等挑战。

可以说，以电信、银行等为代表的大规模应用时代已经来到中国，它成为考察中国企业级关键应用时也必须兼顾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四，新兴的互联网技术让软件中国的IT起点反倒很高。

今天，互联网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世界：手上鼠标轻轻一点，世界另一端的信息就以光速出现在你面前；互联网让地球真正地变成为一个“地球村”；互联网开始重新分配大量的社会资源，包括注意力、财富、权力、影响力等等。据统计，最近5年互联网创造的百万富翁比过去50年所有工业方式创造的百万富翁还要多……

的确，互联网以及它所代表的电子商务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并且爆发了许多奇迹。它加速了规模定制经济的飞速发展；它使得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可以说，互联网让中国与美国在网络技术地起跑线上，站在了一起。更重要的是，由于短暂的软件应用历史，使得中国没有像美国一样形成大量的IT遗产系统。在相对新兴的企业级软件应用中，中国可以更纯粹地部署面向互联网架构的应用体系。这让软件中ā国在IT起点上反倒有了机会成本上的优势。

事实上，影响中国企业级软件成长的产业环境因素还有很多，这里仅通过对一些关键脉络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辨析和认识。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来自美国的ERP等套装软件就开始在中国应用实践。在此之后的20多年间，系统实施过ERP的中国企业达2600多家。但不幸的是，直到上世纪末，中国仍难以找到ERP完全成功的范例，以至前后80亿元的投入打了水漂。最近几年，ERP软件的本土化进程加快，“水土不服”问题得到一定改善，一批国内软件商开始成长，再加上政府的推动，ERP的成功率开始上升，出现了一些鲜活的应用案例。但即使如此，当前ERP的总体成功率依然不足30％。

有管理专家认为，这些套装软件只所以在中国失败居多，并不在于软件产品本身，而是往往取决于产品之外的非技术因素—— 比如由于软件产品被无休止地修改、比如项目维护人员的不断流失等等。也有咨询公司认为，那些操作层面的问题——比如ERP的实施计划没有生命力、比如企业组织没有发挥信息整合的威力等，才是导致它们失败的祸首。这些基于表象的对ERP等套装软件失败原因的分析，就是忽略了对那些影响软件实施的中国产业环境的判断。这些因素作为潜藏更深的作用力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这场复制自“美国模式”的努力。

多变的竞争环境、进步中的管理体系、庞大的用户量，以及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兴业务模式和互联网的全新机会，造成中国区别于美国的软件应用需求特点——基础建设与优化整合并行；规模庞大与精细耕作并行；简单应用与复杂应用并行。更重要地是，快速进步的中国需要在软件管理应用的概念跨度、时间跨度、空间跨度上，都需要把美国企业在半个世纪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三个阶段—— 信息化基础建设，业务流程和管理调整，以及它们的发展和提高——“夹生”地放在一起解决。它缺乏像美国一样的“自然演化”，同时它还要与中国的软件产业成长现实不断抗衡。

装软件集成了“先进管理经验”，但企业组织的管理水平绝不仅仅是一个套装软件就能解决的。企业应用水平与软件技术水平之间横亘了一条天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套装软件的应用，尤其是大多数粗放经营的企业来讲，成功实施几乎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们不出问题是特例，出问题却是必然。难怪有人说，这个历程更像是一场“人工合成”的盛宴，其结果是一顿吃不饱，咽不香的“夹生饭”。

一方面是速度惊人的IT发展，一方面是与理想相背离的应用现实，成长中的软件中国呈现出与软件美国先行者们完全不同的状态。

在中国，面对普遍的快速变化的企业环境，以及低水平的应用现实，更有效地解决企业今天的问题，企业组织需要更“多”更“小”的“积木”来实现业务功能。“积木”式的新软件模式通过将注意力放在一个个真正表达企业业务的“功能点”上，并形成一个个相互独立，却又具有一定完备性的软件“积木库”上，最终实现完整的、强壮的企业级商业功能，驱动企业管理目标的实现。

适应于美国应用环境的SOA强调对旧有服务与现有服务的继承，鼓励用可替代的方法来将旧有、现有，以及未来的服务联系起来，从而仅通过调整原有服务模式，节省了那些被迫进行的大规模应用代码的开发。与美国相比，中国相对短暂的软件应用历史并没有形成像美国一样的大量遗产系统，这使得中国在部署面向服务的下一代企业应用时，可以从容地去考虑如何更好地实现对“业务功能”的支持。可以说，那种不得不打包大量遗产系统的SOA，往往容易引发新的僵化，它并不适应于中国。中国应该寻找一种更纯粹的、更佳的支持“业务功能”的“积木”式的新软件模式。

　　 其次，为更好满足中国企业“随需应变”的发展需求，“积木式的”新模式软件应该是流程驱动的；

在中国，普遍的基础管理体系缺乏更容易导致企业应用需求的变化。尤其是在转型期的中国，它的经济轨迹快速上升，那些来自企业组织内部与外部的“变化”往往会表现的更加频繁充分。变化主导的中国需要变化结构的软件体系，弹性的企业组织也需要有弹性的软件结构。

当企业应用的重点从“职能管理”向企业“流程管理”转移时，企业组织运行的真实面貌才被还原了——是企业流程（Enterprise Process）贯穿了企业框架内部，并赋予业务模型里的“职能单位”以生命，更加清晰地定义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一个高效的企业应该是合适的“业务流程”的集合。一个合适的“业务流程”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组织中人们的业务行为。尤其对于中国，普遍的现代基础管理缺失、粗放经营的业务行为表现都可因合适的“业务流程”的存在而趋于合理。

美国模式下的“套装软件”在产品结构上表现僵化、难以适应更频繁充分的变化需求。从代码级开始为企业量身开发“定制软件”是另一种产品交付模式。它同样从代码级做起，需要经历大量重复性的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和维护工作。漫长的生产周期，不确定的变化的客户需求，往往导致它不得不经常面对“建成即是闲置”的尴尬；一个又一个项目开发，却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发明轮子”。

软件模块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可以用“耦合”来表示。低耦合度的软件往往容易维护，一处的修改并不容易引起另一处甚至更多处的变动。“积木”式的软件模块化结构，用“流程”来表达“业务功能点”之间的耦合关系，自然形成了低度耦合的软件模块。这与强调流程驱动、随需应变的中国对企业级软件的需求是一致的。另外，软件流程的可视化也可实现对随需应变的更好响应。一个设计良好、易于管理的软件架构应该是可视的——软件的各个元素都应该清晰可见，每个要素都可控制，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容易改变。实现流程可视化的软件管理变成了未来“随需应变”的软件新模式必须面对的问题。尤其在中国客户的应用环境中，可视化的软件内部结构可以降低管理的难度，同时可以更方便地调整软件之间的逻辑结构，以应对复杂多变的企业内外环境。

适应变化的中国特点的积木式新软件模式要求具有软件的低耦合度和软件流程的可视化。

　　 再次，为更好地以客户为中心实现协同服务，“积木式”新模式软件应该可实现软件间的互联互通；

以价值链为核心的竞争对未来企业的管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挑战。例如，企业期望实现跨部门的业务集成和协作，在协作基础上更好地为客户服务；企业期望实现跨企业间的供应链信息及时传递，以实现更快捷的整体市场响应；客户期望实现更快速实施和低成本部署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客户服务，并适应未来商业环境的变迁……一句话，当企业组织的概念已开始逐渐外延，成为一个涵盖了供应商、客户以及各种合作伙伴的虚拟组织后，企业将越来越多地要求实现跨部门、跨企业，以客户为中心的协作服务。

尤其在中国，那些分布在电信、金融等领域的关键企业，由于全球化、技术革命与市场改革的催化，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对大规模应用处理的需求。即使是一些传统的企业，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也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开始接触成千上万的顾客。这些对大规模应用处理能力的支持需求，也需要企业软件应用能够更好地实现对以大规模客户为中心的协作服务。

适应中国现实管理水平的是那些分布在企业组织中的一个个更多更小的软件。这些小软件更好的支持了商业功能与流程，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兴盛、Web Services规范的成熟、XML语言的标准化等等，都使得这些小软件之间更容易实现互联互通，相互对话，并最终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满足强大应用需求的企业级系统，驱动管理目标的实现。

　　 最后，为更好地迎接未来，“积木式”新模式软件应该是面向互联网部署的，并且是可复用的。

互联网真的使商业世界发生了革命吗？答案是很肯定的。伴随IT技术的进步，美国的企业应用一路沿革—— 从最初的主机、单机应用、到客户机/服务器计算时代，再到大规模的互联网出现。尤其突出的是——美国的大量企业软件应用早在C/S应用架构或N层网络架构阶段就得到了较完善的部署。电子商务的出现既是它们所面对的最大机遇，也成为它们的最大威胁。

与美国不同的是，一夜兴起的互联网让中国有机会从一开始就直接部署面向互联网的企业应用。一方面，中国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互联网技术也带给它许多先天的应用优势；另一方面，未来企业的“独立应用”将不复存在，那些来自横向部门间的互动、企业间的实时交流、业务规则的灵活变化、以及渠道的多样交互等等，都要求适应于中国的新软件模式必须是架构于互联网技术的。

同时，为更好的面向未来，在软件内部结构上，新软件模式应该是可复用的。在软件应用领域，低层次的重复建设问题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痛的事情，这些不断被“重复发明的轮子”不仅仅耗费着企业的成本，还为应用系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隐患。

要获得稳定可靠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要重用那些经过多次验证的软件成果，建立良好的软件复用机制。这不仅仅意味着要对以往的软件程序进行复用，还包括那些与软件相关的计划书、需求分析、源程序等的复用。新软件模式中复用机制的建立，将极大的降低软件开发的成本，并且在客户以后持续的使用中，很好地保护既有的IT投资。

对比研究美国与中国的情况后，我们发现，软件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是——如何在一个极具变化的市场、管理、组织环境中，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便宜的技术条件下，通过合理模式的部署，适应人们较低的应用水平，去满足迅速变化市场的需求（包括大规模应用需求）。这样的问题是美国所没有经历过得。它作为一个课题，清晰而沉重地摆在了今天软件中国的面前。

20年前，计算机科学家布鲁克斯从软件结构的角度，呼唤那颗用以制服“软件人狼”的银弹究竟在何方？20年后，当互联网的春天已经到来，当我们还有足够的机会去吸取先行美国市场的经验和教训，甚至可以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前进，当我们已经洞悉变化中国的市场需要怎样特点的新软件模式时，我们也不禁要问——那颗真正适合中国特点，技术上可以实现，并有后发优势的软件“银弹”又在哪里？

由于在商业环境成熟度、企业管理现实水平、IT技术环境等方面与美国大相迥异，软件中国也必须摆脱对美国模式的“梅花桩”克隆幻想。而是要立足本国具体产业状况，努力寻找那真正适合自己需要的“解决问题的软件”——这种软件不必是体积庞大、维护艰辛、售价高昂的“怪兽”，也不必是“最佳管理经验”的集合。软件中国的模式应是那种面向互联网部署的，以可视的结构和可复用的方式，更好地支持现有及未来可发展的业务流程，并满足变化中国需求特点的“积木”式的新模式——面向构件的软件新模式。

中国需要一种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软件。按照世界公认的软件界领导、信息战略家Alan W. Brown说法：“如果要在企业级软件开发中取胜，就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基于构件的方法。而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的企业级软件解决方案是必须基于构件的。”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研究了世界上最成功的100家软件企业后，得出结论——一种新的采用了标准化的重用构件技术形成的产品，最终将会取代昂贵的定制编程和集成，这种方法是未来软件生产力提高的主要来源，也将成为软件行业未来前景中的核心部分。

在面向构件的模式中，构件成为进行软件开发、复用和组装的“积木”和基本单元。一个构件可以有一百行代码、也可以有一千行代码。这时候，一个软件的构成就被重新定义了，它不再是由一行行的代码来描述，而变成是一个个具有独立功能构件的集合了。在对互联网时代企业级软件的更好的支持上，面向构件技术有如下卓越表现：

　　 首先，面向构件更好地支持了对“业务功能”的描述，可以让以“构件”为基础的“小”软件遍布企业，更完整地描述了变化企业中的稳定元素。

在多变的企业环境中，当企业应用最后被分解为 “业务功能”后，在面向构件的模式下，“业务”作为一个个复合的逻辑，可以被粒度更小的构件描述出来。虽然复合后的业务不断地变化，我们发现那些粒度更小的构件却是很稳定的。这时候，那些描述“业务功能点”的构件可以被更灵活地调用、重置和复用。组织管理难度从而大大降低。而且，它可以让企业容易实现业务流程的进化，以渐进的方式平滑发展企业应用。流程重组不再意味着软件重写，而仅仅是软件构件的可视化重组。这样就避免了传统大型企业系统的周期长、代价高等缺憾，降低了应用闲置的几率，最大程度地消除了容易出现的信息孤岛和IT黑洞。

因实现功能不同，构件的粒度有粗有细。不同粒度的构件精确地描述不同类型、级别的“业务功能点”，并可因构件之间的标准接口，而最终组装成为满足企业业务模型的应用软件。这些更好地支持了商业流程的构件渗透到了企业中每一个需要管理的环节。这时候，软件不再被按职能不同而简单地划分为ERP、CRM、BI、或人事、财务、行政等管理软件。软件即是构件化的组织，构件化的组织即是软件。软件随组织而动，组织因软件而变得敏捷。这时候，在对业务的支持中，相较那些打包了遗产系统的SOA，面向构件的方法用可视化的表达、粒度更小的构件，更纯粹地描述了业务逻辑，从而也更加适合作为新兴市场的中国企业应用。

　　 其次，面向构件以可变的流程驱动与可视化的编程方式，方便地实现了“随需应变”。

在面向构件的模式下，一个企业级的应用软件是在一定的“应用框架”下，通过流程驱动的构件，以可视化组装和复用来实现的。基于构件的“业务功能点”还可以被再次复用组装成为颗粒更大的“业务功能点”。这样在客户需求变化的时候不是基于“代码”的更改，而是在现有的以流程驱动的可视化“构件组装图”中进行调整，就可以满足企业的新需求了。

另外，传统的企业级软件开发必须要关注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各类的复杂技术问题，而面向构件模式却可以很好的屏蔽掉这些技术细节，让企业应用可以更好的使用数据库软件、应用服务器、EAI软件等各个层次软ā件产品的优秀特性，而且具有适应复杂技术环境的优势。基于面向构件模式的CRM、ERP、OA等应用软件均是由构件组装而成，其每个部分都可通过改变“构件组装图”而快速适应需求的变化，而且每个应用都可向外提供统一的接口服务。可以说，这时候，企业应用实现“随需应变”才真正不再只是一句口号了。

　　 再次，面向构件容易建立软件“复用”机制，持续实现企业知识资产积累。

软件复用是指充分利用过去软件开发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去开发新的软件系统，使人们在新系统的开发中着重于解决出现的新问题、满足新需求，从而避免或减少软件开发中的重复劳动。在面向构件的模式下，通过构件隐藏代码实现细节，强制定义接口，得以最大化地保证了软件结构的低耦合度，实现了软件复用。

基于构件的复用使人们在软件开发中不必再“重新发明轮子”或“一切从零开始”，提高了软件生产效率和质量，缩短开发周期，降低开发成本。而且构件通过多次复用后其质量和可靠性越来越高。据统计，如果软件系统开发中的复用程度达到50%，则其生产率提高40%，开发成本降低约40%，软件出错率降低近50%。

这时候，构件成为企业业务知识的载体，企业在持续地将企业业务知识构件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企业业务知识的沉淀，借助复用机制、逐渐积累和形成了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还有，面向构件采用标准的数据与通讯技术，轻松实现企业内外软件间的互联互通。

今天，随着那些整合了互联网上信息资源与服务的Web Service规范的成熟、XML语言的统一，以及像Microsoft的COM+、Sun的EJB和J2EE等构件模型的标准制定，甚至随着摩尔定律推动计算资源的极大便宜，面向构件方法在技术储备上已经完全成熟。

面向构件在数据格式、通讯机制、软件结构间的标准建立，使得那些分布在企业组织内外部的各种各样描述“业务功能”的小型软件之间，轻松实现集成。它们间的衔接像流动的空气一样自然，与目前软件美国兴盛的企业应用集成（EAI）——将孤立的“梅花桩”融合在一起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面向构件实现了图形化的“零”编程，软件开发、管理与维护成本大大降低。

早期的软件组装方式大多是通过代码粘结完成的。在面向构件的模式中，软件代码层被永久地屏蔽了，软件架构师和程序员可以跳出传统开发模式的局限，在一个图形化的界面中通过拖拽和连线就来完成开发。这时候，原来的不可管理的软件“黑盒子”变成了易于管理的“白盒子”。在一定意义上，软件通过构件组装的图形化实现了 “零”编程。

图形化的开发过程让软件可以被“画”出来。这时的软件无论从结构上、形式上还是开发过程上都堪称“简洁而美”。可以说，这种通过可视化而实现的图形化“编程”，不仅让软件在结构上更容易随需应变，而且在软件开发、管理与维护成本上都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那些满足企业应用的软件系统不再是昂贵的庞然大物，它可以是适用的，而且是便宜的。

综上，我们说——面向构件的方法代表了新一代软件变化的力量！它完美地契合了软件中国需要的所有特点—— 更好地支持业务流程、更加灵活地应对变化、在软件复用方面表现卓越、可轻松实现软件间互联互通，并且成本占优。一句话，面向构件完全可以帮助变化中国市场中的企业“又快又好”地向灵活、弹性、实时的组织方向转变。在技术模式上，它就是软件中国一直要寻找的新模式！

在国外软件市场上成就了的SAP、Oracle、Siebel、Peoplesoft等软件厂商，多年前就开始在中国深耕细作。它们已经成为中国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参与方，将那些曾经在美国得到较多“成功”应用的套装软件带到了中国。那时候，这些集成了“先进管理经验”的软件像宝典一样，在中国普遍缺乏现代基础管理的真空中激起了企业家群体的热情反应。

软件产品巨头与它们的合作者们——那些耳熟能详的著名咨询服务公司——普华永道、埃森哲、安永、毕马威等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分工合作，一方售卖套装软件产品，一方提供套装产品的咨询实施，这样，套装软件经过二次开发后在中国得到“移植”应用。产品厂商宣扬自己的产品包含“行业最佳业务实践”打动客户，咨询服务厂商以“管理专家”身份对中国用户的管理模式强行变革。它们双方的合力使得中国的用户去适应“套装软件”中所定义的“标准”业务流程和先进管理“真知”。

不幸的是，直到上世纪末，中国仍然找不到ERP等套装软件完全成功的范例。高达80％ERP实施失败率使得大量资金流入无底深渊。企业家渴望借用现代软件技术提升组织竞争力的美梦幻化成眼泪。

成熟的套装软件加二次开发交付给客户，这是在美国市场条件下得到成功应用的模式。但当它来到中国后，多年的实践表明，这套模式由于缺乏了像美国一样的现实土壤——它没有了成熟的商业环境的支持，它找不到可以依赖的水平较高的企业基础管理体系，它的使用者更习惯于过去传统的以“人”为本的简单的业务流程，而不能适应那些代表了复杂企业管理经验的固化在软件模块中的刚性约束……，而变得更加容易失败。更何况在变化的中国，还有来自历史与现实的维度交叉，更让它的成功实施变得困难重重。

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并兴于美国的“套装软件”并不适合中国。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20多年来，那些软件产品巨头与服务巨头们不遗余力地继续向中国推销“美国模式”，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它们依靠彼此的合力——那些它们所占有的资源优势、概念优势、营销优势、话语优势，甚至包括多年来，大量的中国关键行业用户所给予他们的认知和信任优势，联合逐鹿中国。纷繁的中国企业软件市场格局，在它们的参与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从公平竞争的角度来讲，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任何厂商都应该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但多年来，这些巨头们一道利用资源优势造成的“话语”优势，不仅占据了中国关键IT媒体的主要版面、掌握了中国主要IT峰会的关键声音，而且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众多关键行业的客户应用。

这是一场巨头间的合谋，这是一道软件中国前进征途上的垄断坚冰。尤其在20多年来，大量的应用失败表明“美国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后，这场合谋的继续就尤其显得可怕。合谋者们在与它们的中国竞争对手角逐时，就仿佛在跑一场特殊的马拉松—— 它们已经参与了比赛规则的制定，成为比赛的监督者，又早早地跑在了比赛的前面。

面向构件的方法代表了一种以美国模式完全不同的道路。尤其在我们知悉面向构件才是未来中国适用的软件新模式后，在向这个方向前行中，这道巨头合谋的坚冰就不得不去破除。

二十世纪70年代初，美国人威廉?曼彻斯特用《光荣与梦想》一书表达了对1932年到1972年这四十年的致敬。这一时期，美国及世界历史纷繁芜杂、精彩纷呈。《光荣与梦想》以宏大而又细微的笔触将那些历史片断与影响一一描述。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当我们眼睁睁地开始见证在人类软件知识的表达中，因为面向构件技术的出现而令人兴奋时，同样也难掩我们对未来软件世界“光荣与梦想”般的憧憬。

　　 面向构件将主导中国未来的企业级软件市场。

我们已经知道——面向构件技术完美地契合了软件中国需要的所有特点，它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又快又好”地向灵活、弹性、实时的组织方向转变。可以说，在技术模式上，它就是软件中国所要寻找的新模式。同时，我们也已经知道，无论从天时，还是地利，中国都已然变成为全球最佳的面向构件新模式的应用市场。

回头再看软件中国二十多年的进步之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客户和软件厂商开始反思追随美国模式的痛苦。我们相信在客户、应用厂商和构件技术产品提供商共同利益的合力之下，未来中国企业级的应用软件市场，必将以面向构件技术的应用为主导。

　　 面向构件将是全球应用软件市场的未来技术趋势。

今天，汽车制造者并不生产自己的轮胎或者ABS系统。计算机厂商也并不生产自己的CPU或者主板。成熟的制造行业已经聪明地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分工”——让最合适的人去制造最合适的东西。同样是今天，软件公司却不得不从草图开始建设一切。《软件业的成功奥秘》中的管理专家说，“这就像一个汽车制造商铸造自己的螺帽与螺栓一样”。

未来已经开始。软件开发必将从“自己建设一切”转向“简单地集成那些可重复使用的构件”。可以说，构件技术让软件回归了简洁表达，并轻而易举的实现像制造行业一样的标准化，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将极大的提高软件的生产力，并可以获得更稳定的软件质量。

为了进一步的实现系统整合，强调随需应变，美国提出了面向服务（SOA)的下一代软件架构——把企业中那些大量的遗产系统、现有系统，以及新的基于浏览器的前端用“服务”绑定起来。它在本质上是要实现“整合”，是高层次的灵活构造方法，它产生的背景是那些大量存在的僵化而又挥之不去的遗产系统。相对而言，面向构件则可以让SOA技术得到更深入、更彻底的表达——无论从最低层次，还是最高层次，均能实现“构造”。它产生的背景是那些基础的、大量的、随机的、多层次的，以及持续的变化需求。可以说，面向构件通过革命性方法，改变了软件的表达方式。它使得“随需应变”不再是一句口号，而变成为软件的现实。无论是在目前发达的软件美国，还是进步迅速的中国，它必将成为全球应用软件的未来技术趋势。

　　 面向构件将帮助CIO构造企业知识系统，让企业赢得持续竞争力。

现在，要么是不同厂商提供的不同标准的企业软件“黑盒子”，并且分布在不同的业务部门；要么是根本没有有效的企业知识管理系统，知识随人员四处散落，关键人员流失则往往意味着企业知识的丢失。毋庸讳言，未来企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如何有效地创造、积累和使用知识。

由于知识所固有的相互连接性，以及人类思维天生俱来的跳跃性，人们热切渴望知识能够按照统一的、集成的、可以快速跳转的方式提供。“软件作为经过编码的知识”，《软件业的成功奥秘》如是说，成为人们构造知识管理系统的优先选择。

在传统的IT观点看来，企业知识是“编码式”的。但那些从编码级做起的软件，在进行知识管理时，要么强调功能实现，天生庞大、僵化；要么需要大量重复的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及维护工作，不仅生产周期长，而且知识复用性差。就像一个个“黑盒子”，在强调对变化的适应能力，以及随人不断成长的知识升级管理方面表现平庸。

知识管理的权威Yogesh Malhotra博士曾说：知识管理所追求的是“信息技术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与人的创造力与创新性的相互促进”。在面向构件的方法下，软件变成为构件化的知识。这时候，“构件”取代了“编码”而成为企业知识的基本表达方式和结构单元。在一个具体企业的运营中，那些代表企业业务流程的基本知识往往是有限的，也许是几百、几千或更多。这些知识将结晶成为众多的构件，并将随着企业的变化而变化。CIO们将再也不需面对那些没有标准的黑盒子，企业业务知识可随企业构件库的不断充实而完善。就像“搭积木”一样，灵活的构件以集成式的结构轻松实现了“企业知识系统”的梦想。虽然构造这样的企业知识体系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的，但面向构件的方法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可以想象，当企业业务知识不断地被一个个标准的构件所表达时，作为CIO的内心喜悦。因为只有那一天的到来，企业知识才真正实现随心所欲，应我所需，供我所用。

　　 面向构件将是软件美国在痛定思痛之后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今天，那些美国公司的代表们——比如，惠而浦公司的挑战是如何经济、高效地实现了对17000个客户端和700台分布式服务器组成的复杂异构环境的管理。WellChoice公司的挑战是如何通过改造IT基础设施，将保费从“固定价格”模式转向“按需支付”模式，费用降低40%。美国运通公司的挑战是如何提高全球技术基础设施的性能和效率，实现节约，并使公司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

如何实现真正的随需应变？即使是在相对中国而言的美国稳定的商业与管理环境下，美国公司的头脑们也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并且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真正的随需应变才是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源泉，才是未来企业竞争力最重要的表现。

当“变”就是竞争力时，那些昂贵的历史遗产系统必将成为美国企业管理进步不得不面对的“障碍”。那些遗产怪兽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而且现在仍在发挥作用。但若要做到真正的“随需应变”，从根本上解决“变”的竞争力问题，唯有以面向构件的方法更充分、更彻底地去实现——这时候，那些重复使用经过考验的构件、可视化的知识表达、系统复杂指数的数量级下降等，将使得企业管理体系更为成熟、应用更为稳定，效率大为提高；这时候，企业应用将完全在更小的“业务构件”和“业务流程”层面实现集成，并基于标准的接口，渐进地让整个遗产系统向构件化方向迁移，最终实现构件的“大同世界”。

我们预言，那些很长时期内还挥之不却的遗产系统将让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得到消弱，唯有痛定思痛，架构面向构件体系的企业管理系统，才能在未来真正实现随需应变，获得持续的企业竞争力。

　　 面向构件将是建设未来社会知识体系的框架技术，中国在此方面有着无以伦比的优势。

在英国人道尔顿看来，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一切元素都是由不能再分割和不能毁灭的微粒所组成，这种微粒称为原子”。在未来的软件工程师看来，软件世界将是由构件组成的。构件将成为人类社会表达知识的重要形式。

实质上，构件就是各种通用知识和业务知识的封装和复用。在不断变化、日新月异的知识范畴中，面向构件找到了一个可以固化软件知识的结构，即通过构件为人类建立有效积累和复用知识资源的途径。在面向构件的体系下，软件知识的生产和质量得以改善，软件财富得以有效积累，并最终帮助更好地实现社会知识的管理与社会知识的创新。

因此说，从社会层面讲，基于标准构件的技术有利于构建未来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体系。这一美好人类知识蓝图的实现需要社会各行各业长期、持续、大量的投入，尤其是在人力资源的投入上，将会以数以万亿美元来计。由于中国在此方面有着更佳性价比的人力成本优势、有着对适应“变化”的软件的特殊市场需求，有着庞大市场规模所带来的几乎无止境的消费潜力，我们预计它将成为这一构件化社会知识体系的最佳实践场所，进而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这一体系的先行者和输出者。

　　 面向构件将是中国在未来的企业级应用软件市场中，挑战美国多年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机会。

1984年12月，为了使几十种彼此独立的网络能够互相连接并可靠地共享信息，斯坦福大学的几位计算机科学家共同成立了思科。在过去的20年里，在ATT等大量传统通信运营商左右的市场格局中，思科以IP为王，领导了一场从传统通信到网络通信的革命。现在，关于ＩＰ主导地位的大辩论已尘埃落定。当信息革命的浪潮洪峰逼近，当全球运营商一再掀起建网热潮，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电信新纪元网络架构已经浮出水面。ＩＰ以其不可撼动的地位成为新电信的主角。

在全球软件的沿革中，美国一直以它先锋性的开拓和引导作用，牢牢地占据了世界软件的领导地位。无论在数据库、操作系统、还是业务支撑软件、甚至高端应用软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只能是它们的使用者，而非生产者。“我们付出的市场资源越多，距离关键技术就越远。”中国软件专家如此疾呼。无论从国家安全还是产业利益角度，中国都需要一场场在软件领域的胜利突围。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现实让我们警醒，在不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对基础软件领域内的任何突围都艰难异常。

正像20年前的思科以IP作为利剑划破了传统通信市场的帷幕。今天的软件中国市场同样需要一把合适的利剑，举向这场被美国软件巨头们笼盖的严严实实的大幕。面向构件生逢其时，在天时、地利、人和俱佳的趋势下，恰恰是它将最终承担起这场挑战软件美国的重任。

缘于互联网的大规模兴起，软件技术的标准化，以及计算资源价格的迅速下降，面向构件应势而生。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不断变迁的商业市场、参差不齐的管理水平、以及高起点的IT应用水平等环境下，面向构件更是如鱼得水，能够以更佳的表现帮助中国实现更彻底的随需应变。同时，大量更佳性价比的中国社会智力资源，也使得中国在未来构件化知识社会的形成方面成本优势明显。这些优势都将让软件中国获得更强的竞争力。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在稳定的商业环境、管理技术条件中，尤其在沉重的IT遗产系统包袱重压下，在对强调随需应变的面向构件技术和产品应用上，将会远远落后于中国。这将成为中国在未来的企业级应用软件市场中，挑战多年来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机会。

世界领导与变革领域权威约翰~科特说道：“在21世纪的历史上，只有两个国家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那就是美国和中国。它们的中间，谁将成为最后的赢家？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国家各自在处理变革过程中的表现”。的确，在面向构件的起跑线上，轻装上阵的软件中国与重负累累的软件美国站在一起时，我们预计，中国将成为这场赛跑的领先者。软件中国亦将以此机会，最终跻身世界软件领先者的舞台！

麦肯锡公司《软件业的成功奥秘》
Alan W. Brown博士《大规模基于构件的开发》
李开复博士《中国软件业四大机会》
黄柳青博士《软件的涅槃》
许知远 《这一代中国人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