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者刘亚东 (中国计算机报)


 2004-05-17 00:00:00       748

   “在所有恐怖民间传说的妖怪中,最可怕的是人狼,因为它们可以出乎意料地从熟悉的面孔变成可怕的怪物……软件项目具有一些人狼的特性(至少在非技术经理看来),常常看似简单明了的东西,却有可能变成一个落后进度、超出预算、存在大量缺陷的怪物……”这段话出自于不久前中国计算机报一篇名为《软件涅磐》专栏文章,这个大胆的论断,正是来自于一个年轻的中国软件企业--普元。

   耸人听闻,然而却是事实。软件产业从创立至今的几十年时间里,其整个体系已经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尤其是一些大型的管理软件和操作系统,其代码长度已达数百万行、数千万行甚至上亿行,卷帙浩繁,当今世上几乎没有人能够把它完整地看下来,更不用说解读了。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的软件开发商都在做着大量的重复性工作,而其产品的差别其实非常之小。

   2004年的春天,北京的槐花香味弥漫了整个城市。身处于这个厚重与古朴的城市,坐在中关村门户位置的友谊宾馆贵宾楼里,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学博士、普元公司CEO刘亚东谈起这个话题时,语调平静但又蕴藏着对未来的信心。

   软件恐惧症

   即使是今天,当人们在谈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时,都不可忽略一个名字,那就是亚信(Asiainfo)。作为最早在中国开展互联网基础业务的“建筑师”,亚信铺设了包括163、169等几乎全部的中国互联网基础骨干网络。

   就像谈论中国互联网以及通信产业发展时无法回避亚信这个名字一样,人们谈论亚信时,同样无法回避另一个名字,那就是刘亚东。

   作为当年与田溯宁、丁健一道创建亚信公司的“三驾马车”之一,刘亚东在亚信期间的职业生涯经历了--从亚信最开始在美国的筹备、吸收第一笔天使投资、回到中国寻找机会、建设中国邮电的第一个互联网试点工程项目,到一发不可遏制迅速地成长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基础互联网络承建商的整个精彩过程。从最初的公司合伙人到担任当时亚信的首席运营官(COO),刘亚东与亚信一起,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1998年11月,在亚信已经从创业型公司逐渐开始向成熟型公司过渡时,刘亚东选择了退出。谈到退出的理由,刘亚东说:“我发现我更喜欢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因为充满变数而显得魅力无穷。一个公司的逐渐成熟往往意味着创业魅力的减少,而这时候,公司在管理上,也许更需要的是强调完美执行的职业经理人。”喜欢尝试与创新,喜欢创业时那不泯的激情,成为刘亚东在亚信如日中天的时候,选择离开的最直接动因。

   离开亚信后的刘亚东,仍旧被他在亚信期间就发现的一个企业软件应用问题困惑不已。越深入了解电信行业,他就越来越坚持认为--电信客户在多年企业级软件的应用中逐渐陷入了一个困局:在投入了千万元资金和数年时间之后,一个企业级的业务支撑系统才刚刚上线运行,而企业的组织结构、流程、人员、业务就在软件开发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还在变化!软件开发商必须修改软件。但面对上百万行的代码,这种修改谈何容易!“举一个例子”,他说:“只要电信业务发生一些微小的调整,也需要在全国范围的电信系统内调试将近半个月!”

   技术的敏感让当时的刘亚东感觉不对。但怎样不对,他又没有想清楚。“这让我觉得很恐惧。”他说:“因为我认为软件纯粹是经过整理的知识,它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应该是让客户的管理变得更简单,而不是更复杂。”

   其实,刘亚东的软件恐惧症由来已久,早在20年前,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期间,学物理学的他就经常需要在实验室中摆弄计算机。当时学校有的计算机就是IBM120,编程输入的语言最后都是通过“打孔”在纸带上实现。“那时候,要写一串短短的计算机命令就要打一长串带孔的纸带。”他回忆说:“经常是夏天的晚上,好几个同学排着队等着‘打孔’,个个汗流浃背,蚊子就在头顶上嗡嗡乱叫。头天着急打错了,第二天赶紧回去一个孔一个孔地校对。”

   这段“打孔”的软件经历带给他的不愉快的软件编程体验,直到今天,他还记忆犹新。所以在20多年后,当他看到电信客户的管理软件被开发商越编越大、代码语言越写越多、系统结构也越来越复杂时,他的软件恐惧症又不期而至。

   最勇敢的人一定是那些对于将要面对的情况有先见之明的人,不管是荣誉与危险,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去面对。

          --Thucydides

   当一个管理软件,因为业务发生微小的调整,而不得不从基础代码改起,并且耗时良久时,软件本身的可管理性就变得更加关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刘亚东一直在思考。

   未尽的革命

   1998年底,刘亚东离开了他40岁之前职业生涯达到高峰的亚信公司。他开始了自己长达两年的中国漫游--云南、四川、贵州、西藏……。在这期间,他几乎没有做其他事,然而萦绕在脑中挥之不去的依然是那个困惑--那个他所认为的中国关键企业软件应用的困惑。

   世纪之交的几年是中国迅速变化的几年,中国市场凸现出让全球都惊羡赞叹的魅力--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这里的汽车市场亦成井喷之势……,这里不再是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而是世界舞台的“竞技场”。

   两年的游历结束后,刘亚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件事和软件毫无关系,他在农业领域投资了一家公司,其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60%强,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是风头正健。另一件事则和软件有关,他和一个马里兰大学的中国校友,也曾是前亚信公司的首席技术官(CTO)黄柳青博士,一道创建了现在的Primeton普元公司。

   就这样,刘亚东和黄柳青,一个是物理学博士,一个是计算机科学专家,前者目光远大、企图心强烈,在成立普元之初,就有强烈的愿望,希望能找到解决他困惑多年问题的方法,帮助中国企业级软件应用摆脱困局;后者则在计算机领域中浸淫了二十多年,技术敏锐。两人由于同一梦想的驱动而走到了一起。

   早几年,在企业的信息化应用方面,中国是一个几乎空白的处女市场,到处都是“大干快上”。刘亚东看到,中国市场中的企业级软件交付,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是“移植”--将国外已经得到实践应用的成熟套装软件经过二次开发后在中国“移植”应用;另一种是“定制”--由应用软件开发商(国内居多)完全依据客户的个性需求,从代码级开始,量身定制满足客户需求的企业级软件应用。

   在第一种“移植”方案的阵营中,SAP、ORACLE、SIEBLE、PEOPLESOFT等国外著名的套装软件厂商是主要角色。它们大肆宣扬自己的产品包含“行业最佳业务实践”,并以“管理专家”的身份对客户的管理模式强行变革,来让客户适应这种标准化的“行业最佳业务实践”。

   然而尽管国外产品的移植往往具有良好的系统架构和稳定的系统性能,能够适应一定领域的市场需求,但却很难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试问,哪里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真理可以解决所有企业的问题?这种产品只能满足企业的昨天,而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的今天,更不能满足企业的明天。”刘亚东说。

   在第二种“定制”方案的阵营中,往往是在客户发现国外套装商用软件不完全能满足自己“个性化”需求时,而去选择寻找独立软件开发商给自己“量身定制”。这是一部分中国企业客户的选择,也是大多数中国软件开发商的主要生存市场。然而这种模式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定制开发的软件系统能够满足特定用户的大部分需求,”刘亚东说:“但软件开发商却又总是很难全面考虑软件的扩展性、稳定性等架构因素。一方面,对客户--产品不能快速适应客户的需求变化,极端状况是,软件开发商按原来的需求开发完了,却忽然发现客户的应用需求又已经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对自己--开发商也很难提高开发效率,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客户,都相当一定程度的归零,然后重新开始。不断地重复发明一个又一个的轮子。他一直在思考,是否能在这两个阵营间出现某种“穷变”。在他看来,这两种企业级软件的交付方式,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软件随需应变的问题--在企业形态不断变化、企业环境不断变迁、企业业务不断调整的时代,这种以一次开发、持续使用为特征的软件已经显得如此陈腐和落伍。

   刘亚东的“软件恐惧症”与计算机科学家布鲁克斯的论断不谋而合。这位曾获得图灵奖的学者在其著名的作品《人月神话》中说道,无论哪种方式,过去几十年的大型系统开发就像一个焦油坑,很多大型和强壮的“动物”在其中剧烈地挣扎。他们中大多数开发出了可运行的系统--不过,其中只有非常少数的项目满足了目标、时间进度和预算的要求。各种团队--大型的和小型的,庞杂的和精干的,一个接一个淹没在了焦油坑中……

   其实在中国,这个“焦油坑”其实不仅仅在刘亚东所熟悉的电信业,伴随各行各业信息化的加快,这样的“焦油坑”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那些金融、电子政务、大型制造行业等,往往因为竞争与效率的要求,他们的信息化走得更为积极与迫切。“而这,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去制造一个又一个的‘焦油坑’。”刘亚东认为。

   在从事研究探索活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对以前一无所知的领域有所了解,所以也只能通过这种不断创新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疑问。

         -- Joseph Priestly

   如何使中国的企业走出“焦油坑”,刘亚东和他的普元开始了新一轮的布局。

   新一轮布局

   2001年,因为刘亚东与黄柳青的又一次邂逅,促成了普元的诞生。“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我多年来一直思考的中国企业应用软件的困惑,因为和Larry的合作,而获得了灵感”。刘亚东所说的Larry正是黄柳青博士。

   “这些年来,为了解决这个困惑,国外的众多厂商也给我们出了很多主意。从C/S到B/S,从C、C++到Java,从Corba、Tuxedo到J2EE。”尽管这些技术确实都可以协助人们解决问题,但刘亚东逐渐认识到,不能只靠技术来解决问题,需要更加深刻的一场变革--改变应用软件的结构!

   变革的突破口始于证券行业,普元为这个行业提供客户关系管理(CRM)软件。但不同的是,他们既不“移植”,也不“定制”。而是把CRM系统分解成很多“构件”,然后通过构件的组装来完成CRM应用的开发。到了不同客户那儿,他们只需要升级小部分构件,或添加小部分构件,就能按照个性化的需要做出新的CRM产品来。

   而且用户还可以使用由普元提供的EOS--一个面向构件的企业应用软件平台。用户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新需求,灵活调整已有的产品结构,实现敏捷定制。“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先把客户的业务抽象成一块块积木,不同的客户,我们依他的不同需求,搭建积木。后来为了让客户调整积木更方面、积木间组合更有效--我们干脆就直接给他一个搭积木的好工具。”刘亚东这样形容他们的平台产品EOS。

   正是因为构件的良好复用性,在给新的客户提供CRM管理软件后,刘亚东发现,每个项目平均可以节省50%的软件开发成本和开发时间!多年来,对中国企业级软件应用充满困惑的刘亚东,终于找到了较完美的解决之道--在面向构件的软件平台上实现客户应用产品的交付。

   这时候,对于开发商,一个应用系统不再是由上百万行的代码组成,而是由几千个构件经过可视化组装而成,在系统的复杂度上有了数量级的下降;软件人员将挣脱面对大段冗长代码的泥潭,用图形化的组装使软件跟应用设计合二为一;产品的通用性由构件来实现,而产品的个性由构件的组装和配置来实现。

   这种全新的软件生产方式,终于使得开发商有了摆脱“不断重复制造轮子”的可能。随着“写代码”的传统生产方式被抛开,一个新的产业链条也随之产生了:基础技术提供商 —> 构件平台提供商 —> 基于构件平台的应用软件开发商 —> 最终产品用户。

   但这时,刘亚东也将自己置于了SAP、SIEBLE等国外商业套装软件巨头的对立面,这无异于是一场豪赌,但同时,他也在拉更多的盟友加入到这个链条中--那些已经、曾经、或即将要继续掉在巨大、恐怖的“焦油坑”中的数量庞大的中国应用软件开发商们就是这个链条中的一环。

   我们仍旧不得不碰到各种问题,无论它们有多么复杂,当我们以正确的方式观察时,它们并没有变得更加复杂。

          -- Poul Anderson

   “一个非正式的、但高度为业绩所驱动的,面向构件的合作网络组成将成为未来这个产业链条成功的关键。”刘亚东对未来充满信心。

   软件的变革

   刘亚东,这位曾经在中国科技大学简陋的物理实验室中,就着灯光,顶着蚊虫,汗流浃背地在IBM120计算机上“打孔”的少年,20年后,在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企业级软件市场上,成为一位扛着面向构件的平台大旗,坚强前行的呐喊者与变革者。

   到如今,这场变革已经初见成效,2003年4月,普元面向构件的软件平台EOS成为国家863计划的重点产品;5月,EOS成为“国家级重点新产品”;9月,成为国家计委“重大高科技产业化项目”;2004年3月,EOS v 3.3版本发布,几乎同时,普元公司通过了美国软件工程研究院SEI的集成软件过程能力成熟度标准(CMU-SEI/CMMI ML3)的评估认证;2004年底,普元还计划发布 EOS v5.0版本。

   而在市场上,北方电信、河南移动、上海土地局、上海宝钢、山东17个地市“金管工程”、江苏南京、苏州客运、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华泰证券、招商证券……,随着用户越来越多,刘亚东和他所领导的普元,在面向构件的企业级软件道路上渐行渐远。

   中国软件产业一直在呼唤着民族的“软件航母”。尽管普元还很年轻,尽管刘亚东在中国“面向构件”的新一轮企业级软件市场布局才刚刚开始,尽管它还需要在已经设定好的目标方向上,摸索更佳的增长模式,以更好适应中国这个世界上变化最快速的市场。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以刘亚东执着的信念和对未来中国企业级软件市场的企图心来讲,他所领导的普元已经向市场吹响了号角。

   我有一个梦!

         -- 马丁*路德*金

   微软在桌面时代成就了自己;BEA公司在N层架构时代风光无限;而在未来的中国,当变化成为时代主题时,谁又敢说,在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应用,以“面向构件之道”迎合中国企业级软件市场的普元,不会是下一个让人侧目的重要角色?

   记者手记

   与刘亚东交谈是一件愉快的事,滔滔不绝而富于文采,兴奋之处不禁有些手舞足蹈,其开朗而朴实的性格,每每令交谈者心神俱悦。

   刘亚东坦率地承认,他本人更喜欢创新而不太注重管理等事务性工作。或许正是这种性格,决定了他能够在一个崭新的领域获得非凡的成功。

   在20多年的时间里,刘亚东与软件开发几度贴近又几度分离,最终是以一场革命性的行动作为了结。他的目的,不是要终结软件产业,他所要终结的,是那种传统的、已经深陷困境的软件代码式表达方法与开发模式。

   架构开发技术在中国首获成功,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必然之处就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极大推动了信息化市场的需求高涨,而中国软件产业数十年逆境之下的不懈追求,终究要达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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