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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重新发现“软件中国”

“笑嘻嘻的小猫咪,”爱丽丝问道,“请你告诉我该走哪条路?”“那取决于你想去何方。”小猫回答说。

—— 刘易斯~卡罗尔

I、与美国相异:软件中国的成长环境

软件业在中国的成长速度让人兴奋。有人预言,从2004年到2010年间,企业级软件将以年40%的复合增长率快速膨胀。人们越来越相信,未来的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人们越来越充满想象,未来的中国将是由软件驱动的中国!

企业级软件从产生之初就是为提升组织的管理效率而服务的。半个多世纪的美国软件应用的演变就证明了——有什么样的市场、管理与技术环境,就有什么样的软件应用模式。我们说,“美国模式”的形成就是依赖于特定的美国产业成长环境的。这使得在中国讨论软件发展时,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回避去谈论那些和中国企业软件应用息息相关的产业成长环境。

第一,快速变化是软件中国产业环境的最鲜明特点。

现今的整个中国正处在变化的洪峰中。变化以及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为这个国家带给人们的最大想象。这一点,也许用布热津斯基的精彩描述来表达更为准确。他说—— 发展速度的明显加快和发展轨道的不确定性是人们正在经历的历史特点。在过去,各个时代的轮廓相对分明,人们会有一种明确的历史进程感;而今天,历史则被压缩在一起,人们的理解总是跟不上现实发生的变化,间断性是今天历史的主要特点。另一位伟大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这样表达——加速度和短暂性是理解今天社会变迁的关键。

看看电信业,无论是GSM、CDMA、小灵通、还是2.5G、3G,变化成为多年来始终不变的主题。而未来,这种变化依然将是市场主调。按照独立电信分析人士杰夫~堪格的说法,五年之内将会出现许多提供电视、电话及网络接入服务的运营商,其中有些甚至还会和电力、自来水和垃圾费用挂钩。

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使得电信,以及金融、政府等关键行业的企业级应用需求都在不断变迁。大到新政策的发布、组织间的兼并与收购、新业务模型的涌现,小到企业内部的业务流程重组、组织结构的调整、新创意的产生,这些来自市场、管理、技术等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组织对变化环境的不断适应就成为当前中国企业应用不得不面对的鲜明现实。

第二,人的因素所导致的普遍的较低管理水平是软件中国产业环境的另一个现实。

中国的商业文化产生于农耕经济,这一点与美国成熟的现代商业文化的源头不同。中国商业文化一直以均贫富为制约;而且传统文化中基于道德伦理的制约导致了私人财富积累的不合理性;并造成企业主天生依附政府的非独立性格。可以说,从文化角度溯源,中国真正独立的商业文化历史非常短暂。这导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商业环境都深受影响。市场变化成为主题,市场参与者不成熟,市场地域分割严重,市场竞争普遍无序。

每一次技术的演进中,美国企业都会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以及支持软件运行的客户端设备上大量投资。不断地新购软件包、不断地按传统方法开发应用、不断地将支持后台功能的业务逻辑进行编码……,技术的演进让更早些的投资都变成了“遗产”。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随着这些企业应用软件或者解决方案的日渐多样。管理这些遗产系统就变得更加困难。

可以说,遗产系统作为软件美国的一个历史产物而客观存在,在部署面向未来的更好的企业应用时,它们变成了历史的包袱,挥之不却。

距今为止长达半个世纪ā的软件史是美国的,但同时也是世界的。当我们将观察的视角投向企业级软件的苍茫历史中,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任何先进的模式时,对它们的研究与学习,都不可忽略其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与现实的影响因素。软件美国成长的过程事实上是依附于美国不断变迁的产业环境的。那些普遍较高水平的企业基础管理、不断迁徙的软件应用技术架构,一代又一代演变的软件语言、以及历史的IT“遗产”……,都像一道道绕不过去的“坎”,在软件美国前行的时候,时刻都在左右着这个国家的进程!

商业文化影响组织的管理文化与管理体系。相较西方二百多年的大工业发展的管理体系积累,中国几乎上是从大农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迅速迈进,企业管理者在短短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获得的是“填鸭式”的管理积累;管理工具更多是移植;管理理论更多是“美国模式”或者“日本模式”。现实与历史因素造成很多中国企业普遍的基础管理缺失—— 比如,很多生产型企业没有统一的产品编码,同样的物料在A库叫甲,在B库叫乙;而一些集团型企业的供应商信息都无法共享,会计科目没有统一,集中处理应付账款何其困难,所谓徒有“集团”其名,没有“集团”其实。可以说,类似A、B、C一样的基础管理的缺乏成为大多数中国企业的普遍现象。

管理专家丹~科恩研究组织中人们的行为对于组织变革的影响力,在对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南非的90多家组织和200多名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后,他发现——当一个企业在进行大规模变革的时候,它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绝对不是人们想象的公司战略、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和系统,——当然,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但问题的核心却在于如何改变组织中人们的行为。

当管理变革问题的核心其实在于如何改变组织中人们的行为时,普遍的较低水平的管理能力就成为制约企业级软件向更高阶段演进的阻力,这是软件中国产业环境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

第三,电信、银行等大规模市场与组织导致的大规模应用也是软件中国产业环境的一个重要特点。

有人说,中国正在重演19世纪中期的英国,或是19世纪晚期的美国角色。它们都同样通过一场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工厂。在中国,2亿人渴望拥有自己的汽车、更宽敞的住房……;近3亿的手机用户,让它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通讯市场;超过1亿的上网人数、仅次于美国成为第二大上网国家;一个中国工商银行的网上用户就达800万人,并将很快发展到1.4亿人……。难怪《财富》的专栏作家彼得~刘易斯都要惊叹——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的用户,使得它完全有可能制定高科技的新标准。中国的科技力量将对世界造成新的冲击。

一方面是数量庞大的增长用户,另一方面是企业本身也渐趋成为大规模组织。或因国家力量导致电信、银行、石化等大规模经济组织形成;或为市场竞争激烈,若干中小型企业联盟,共同合并成为大规模组织;或为降低边际成本,企业成立之初即做巨额投资,成为大规模组织。大规模组织往往附属机构遍布,员工人数逾万,对内面对沟通不畅、决策缓慢、权责混淆、本位主义……等等弊病,对外更是面对客户数量庞大、企业组织不断外延、全球化竞争……等等挑战。

可以说,以电信、银行等为代表的大规模应用时代已经来到中国,它成为考察中国企业级关键应用时也必须兼顾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四,新兴的互联网技术让软件中国的IT起点反倒很高。

今天,互联网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世界:手上鼠标轻轻一点,世界另一端的信息就以光速出现在你面前;互联网让地球真正地变成为一个“地球村”;互联网开始重新分配大量的社会资源,包括注意力、财富、权力、影响力等等。据统计,最近5年互联网创造的百万富翁比过去50年所有工业方式创造的百万富翁还要多……

的确,互联网以及它所代表的电子商务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并且爆发了许多奇迹。它加速了规模定制经济的飞速发展;它使得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可以说,互联网让中国与美国在网络技术地起跑线上,站在了一起。更重要的是,由于短暂的软件应用历史,使得中国没有像美国一样形成大量的IT遗产系统。在相对新兴的企业级软件应用中,中国可以更纯粹地部署面向互联网架构的应用体系。这让软件中ā国在IT起点上反倒有了机会成本上的优势。

事实上,影响中国企业级软件成长的产业环境因素还有很多,这里仅通过对一些关键脉络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辨析和认识。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来自美国的ERP等套装软件就开始在中国应用实践。在此之后的20多年间,系统实施过ERP的中国企业达2600多家。但不幸的是,直到上世纪末,中国仍难以找到ERP完全成功的范例,以至前后80亿元的投入打了水漂。最近几年,ERP软件的本土化进程加快,“水土不服”问题得到一定改善,一批国内软件商开始成长,再加上政府的推动,ERP的成功率开始上升,出现了一些鲜活的应用案例。但即使如此,当前ERP的总体成功率依然不足30%。

有管理专家认为,这些套装软件只所以在中国失败居多,并不在于软件产品本身,而是往往取决于产品之外的非技术因素—— 比如由于软件产品被无休止地修改、比如项目维护人员的不断流失等等。也有咨询公司认为,那些操作层面的问题——比如ERP的实施计划没有生命力、比如企业组织没有发挥信息整合的威力等,才是导致它们失败的祸首。这些基于表象的对ERP等套装软件失败原因的分析,就是忽略了对那些影响软件实施的中国产业环境的判断。这些因素作为潜藏更深的作用力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这场复制自“美国模式”的努力。

多变的竞争环境、进步中的管理体系、庞大的用户量,以及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兴业务模式和互联网的全新机会,造成中国区别于美国的软件应用需求特点——基础建设与优化整合并行;规模庞大与精细耕作并行;简单应用与复杂应用并行。更重要地是,快速进步的中国需要在软件管理应用的概念跨度、时间跨度、空间跨度上,都需要把美国企业在半个世纪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三个阶段—— 信息化基础建设,业务流程和管理调整,以及它们的发展和提高——“夹生”地放在一起解决。它缺乏像美国一样的“自然演化”,同时它还要与中国的软件产业成长现实不断抗衡。

装软件集成了“先进管理经验”,但企业组织的管理水平绝不仅仅是一个套装软件就能解决的。企业应用水平与软件技术水平之间横亘了一条天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套装软件的应用,尤其是大多数粗放经营的企业来讲,成功实施几乎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们不出问题是特例,出问题却是必然。难怪有人说,这个历程更像是一场“人工合成”的盛宴,其结果是一顿吃不饱,咽不香的“夹生饭”。

一方面是速度惊人的IT发展,一方面是与理想相背离的应用现实,成长中的软件中国呈现出与软件美国先行者们完全不同的状态。

II、软件中国:美国的“梅花桩”还是中国的“积木”?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快速多变的市场特点、大规模的企业应用、普遍缺乏的基础管理体系、以及如处女地般IT实施环境,中国呈现出与美国完全不一样的产业环境格局来。它所具有的这些难以忽略的独特国情,让软件中国无法简单的选择先行者美国的道路—— 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去重复美国之路;作为在软件应用上新兴的国家,它也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按照美国“梅花桩”模式去重建自己。它必须要寻找一种能够真正适合自己特点、同时又满足未来需求的新模式软件。

  

首先,在快速变化的企业环境中,通过“积木”式的新模式积累企业知识,稳定发展企业级应用系统;

要么是实现一定功能的巨“应用程序”,要么是面向技术的大“解决方案”,传统企业的IT应用从来就没有摆脱过这些满足特定功能的技术束缚。事实上,企业IT架构环境中的单个“梅花桩”应用程序是无法包容用户业务的各种需求的—— CRāM、SCM、BI、人事、财务、行政等软件系统……,无论它们是套装的,还是定制的,都是从某个孤立的商业视角出发的——它们从门缝里去看一个企业。而且它们主观地将企业的组织行为设定在一个个的按行为切面划分的职能单位中。这种以梅花桩应用程序为中心的企业应用模型,迫使用户将其跨部门的“业务能力”局限为行为切面的“应用程序能力”。即使是一个大型的ERP解决方案,仍然不能满足这个缺口。面对不断膨胀、变化的需求,ERP都会变得手足无措,它们只能通过不断地开发新应用、扩展现有应用程序来艰难地支撑其现有的业务需求。

在中国,面对普遍的快速变化的企业环境,以及低水平的应用现实,更有效地解决企业今天的问题,企业组织需要更“多”更“小”的“积木”来实现业务功能。“积木”式的新软件模式通过将注意力放在一个个真正表达企业业务的“功能点”上,并形成一个个相互独立,却又具有一定完备性的软件“积木库”上,最终实现完整的、强壮的企业级商业功能,驱动企业管理目标的实现。

适应于美国应用环境的SOA强调对旧有服务与现有服务的继承,鼓励用可替代的方法来将旧有、现有,以及未来的服务联系起来,从而仅通过调整原有服务模式,节省了那些被迫进行的大规模应用代码的开发。与美国相比,中国相对短暂的软件应用历史并没有形成像美国一样的大量遗产系统,这使得中国在部署面向服务的下一代企业应用时,可以从容地去考虑如何更好地实现对“业务功能”的支持。可以说,那种不得不打包大量遗产系统的SOA,往往容易引发新的僵化,它并不适应于中国。中国应该寻找一种更纯粹的、更佳的支持“业务功能”的“积木”式的新软件模式。

其次,为更好满足中国企业“随需应变”的发展需求,“积木式的”新模式软件应该是流程驱动的;

在中国,普遍的基础管理体系缺乏更容易导致企业应用需求的变化。尤其是在转型期的中国,它的经济轨迹快速上升,那些来自企业组织内部与外部的“变化”往往会表现的更加频繁充分。变化主导的中国需要变化结构的软件体系,弹性的企业组织也需要有弹性的软件结构。

当企业应用的重点从“职能管理”向企业“流程管理”转移时,企业组织运行的真实面貌才被还原了——是企业流程(Enterprise Process)贯穿了企业框架内部,并赋予业务模型里的“职能单位”以生命,更加清晰地定义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一个高效的企业应该是合适的“业务流程”的集合。一个合适的“业务流程”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组织中人们的业务行为。尤其对于中国,普遍的现代基础管理缺失、粗放经营的业务行为表现都可因合适的“业务流程”的存在而趋于合理。

美国模式下的“套装软件”在产品结构上表现僵化、难以适应更频繁充分的变化需求。从代码级开始为企业量身开发“定制软件”是另一种产品交付模式。它同样从代码级做起,需要经历大量重复性的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和维护工作。漫长的生产周期,不确定的变化的客户需求,往往导致它不得不经常面对“建成即是闲置”的尴尬;一个又一个项目开发,却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发明轮子”。

软件模块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可以用“耦合”来表示。低耦合度的软件往往容易维护,一处的修改并不容易引起另一处甚至更多处的变动。“积木”式的软件模块化结构,用“流程”来表达“业务功能点”之间的耦合关系,自然形成了低度耦合的软件模块。这与强调流程驱动、随需应变的中国对企业级软件的需求是一致的。另外,软件流程的可视化也可实现对随需应变的更好响应。一个设计良好、易于管理的软件架构应该是可视的——软件的各个元素都应该清晰可见,每个要素都可控制,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容易改变。实现流程可视化的软件管理变成了未来“随需应变”的软件新模式必须面对的问题。尤其在中国客户的应用环境中,可视化的软件内部结构可以降低管理的难度,同时可以更方便地调整软件之间的逻辑结构,以应对复杂多变的企业内外环境。

适应变化的中国特点的积木式新软件模式要求具有软件的低耦合度和软件流程的可视化。

再次,为更好地以客户为中心实现协同服务,“积木式”新模式软件应该可实现软件间的互联互通;

以价值链为核心的竞争对未来企业的管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挑战。例如,企业期望实现跨部门的业务集成和协作,在协作基础上更好地为客户服务;企业期望实现跨企业间的供应链信息及时传递,以实现更快捷的整体市场响应;客户期望实现更快速实施和低成本部署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客户服务,并适应未来商业环境的变迁……一句话,当企业组织的概念已开始逐渐外延,成为一个涵盖了供应商、客户以及各种合作伙伴的虚拟组织后,企业将越来越多地要求实现跨部门、跨企业,以客户为中心的协作服务。

尤其在中国,那些分布在电信、金融等领域的关键企业,由于全球化、技术革命与市场改革的催化,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对大规模应用处理的需求。即使是一些传统的企业,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也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开始接触成千上万的顾客。这些对大规模应用处理能力的支持需求,也需要企业软件应用能够更好地实现对以大规模客户为中心的协作服务。

适应中国现实管理水平的是那些分布在企业组织中的一个个更多更小的软件。这些小软件更好的支持了商业功能与流程,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兴盛、Web Services规范的成熟、XML语言的标准化等等,都使得这些小软件之间更容易实现互联互通,相互对话,并最终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满足强大应用需求的企业级系统,驱动管理目标的实现。

最后,为更好地迎接未来,“积木式”新模式软件应该是面向互联网部署的,并且是可复用的。

互联网真的使商业世界发生了革命吗?答案是很肯定的。伴随IT技术的进步,美国的企业应用一路沿革—— 从最初的主机、单机应用、到客户机/服务器计算时代,再到大规模的互联网出现。尤其突出的是——美国的大量企业软件应用早在C/S应用架构或N层网络架构阶段就得到了较完善的部署。电子商务的出现既是它们所面对的最大机遇,也成为它们的最大威胁。

与美国不同的是,一夜兴起的互联网让中国有机会从一开始就直接部署面向互联网的企业应用。一方面,中国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互联网技术也带给它许多先天的应用优势;另一方面,未来企业的“独立应用”将不复存在,那些来自横向部门间的互动、企业间的实时交流、业务规则的灵活变化、以及渠道的多样交互等等,都要求适应于中国的新软件模式必须是架构于互联网技术的。

同时,为更好的面向未来,在软件内部结构上,新软件模式应该是可复用的。在软件应用领域,低层次的重复建设问题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痛的事情,这些不断被“重复发明的轮子”不仅仅耗费着企业的成本,还为应用系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隐患。

要获得稳定可靠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要重用那些经过多次验证的软件成果,建立良好的软件复用机制。这不仅仅意味着要对以往的软件程序进行复用,还包括那些与软件相关的计划书、需求分析、源程序等的复用。新软件模式中复用机制的建立,将极大的降低软件开发的成本,并且在客户以后持续的使用中,很好地保护既有的IT投资。

对比研究美国与中国的情况后,我们发现,软件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是——如何在一个极具变化的市场、管理、组织环境中,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便宜的技术条件下,通过合理模式的部署,适应人们较低的应用水平,去满足迅速变化市场的需求(包括大规模应用需求)。这样的问题是美国所没有经历过得。它作为一个课题,清晰而沉重地摆在了今天软件中国的面前。

20年前,计算机科学家布鲁克斯从软件结构的角度,呼唤那颗用以制服“软件人狼”的银弹究竟在何方?20年后,当互联网的春天已经到来,当我们还有足够的机会去吸取先行美国市场的经验和教训,甚至可以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前进,当我们已经洞悉变化中国的市场需要怎样特点的新软件模式时,我们也不禁要问——那颗真正适合中国特点,技术上可以实现,并有后发优势的软件“银弹”又在哪里?

III: 面向构件:适应软件中国的“积木”模式

在中国软件业整体寻求突围的今天,一些企业试图开始仿效印度同行,把目标锁定在美日外包市场,但对于“印度经验”能否成功指导中国实践,业界内外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两种看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印度模式可以让一些中国软件企业获得新的市场机会,但它绝对不是提升软件中国产业实力的秘笈宝典。

由于在商业环境成熟度、企业管理现实水平、IT技术环境等方面与美国大相迥异,软件中国也必须摆脱对美国模式的“梅花桩”克隆幻想。而是要立足本国具体产业状况,努力寻找那真正适合自己需要的“解决问题的软件”——这种软件不必是体积庞大、维护艰辛、售价高昂的“怪兽”,也不必是“最佳管理经验”的集合。软件中国的模式应是那种面向互联网部署的,以可视的结构和可复用的方式,更好地支持现有及未来可发展的业务流程,并满足变化中国需求特点的“积木”式的新模式——面向构件的软件新模式。

中国需要一种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软件。按照世界公认的软件界领导、信息战略家Alan W. Brown说法:“如果要在企业级软件开发中取胜,就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基于构件的方法。而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的企业级软件解决方案是必须基于构件的。”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研究了世界上最成功的100家软件企业后,得出结论——一种新的采用了标准化的重用构件技术形成的产品,最终将会取代昂贵的定制编程和集成,这种方法是未来软件生产力提高的主要来源,也将成为软件行业未来前景中的核心部分。

在面向构件的模式中,构件成为进行软件开发、复用和组装的“积木”和基本单元。一个构件可以有一百行代码、也可以有一千行代码。这时候,一个软件的构成就被重新定义了,它不再是由一行行的代码来描述,而变成是一个个具有独立功能构件的集合了。在对互联网时代企业级软件的更好的支持上,面向构件技术有如下卓越表现:

首先,面向构件更好地支持了对“业务功能”的描述,可以让以“构件”为基础的“小”软件遍布企业,更完整地描述了变化企业中的稳定元素。

在多变的企业环境中,当企业应用最后被分解为 “业务功能”后,在面向构件的模式下,“业务”作为一个个复合的逻辑,可以被粒度更小的构件描述出来。虽然复合后的业务不断地变化,我们发现那些粒度更小的构件却是很稳定的。这时候,那些描述“业务功能点”的构件可以被更灵活地调用、重置和复用。组织管理难度从而大大降低。而且,它可以让企业容易实现业务流程的进化,以渐进的方式平滑发展企业应用。流程重组不再意味着软件重写,而仅仅是软件构件的可视化重组。这样就避免了传统大型企业系统的周期长、代价高等缺憾,降低了应用闲置的几率,最大程度地消除了容易出现的信息孤岛和IT黑洞。

因实现功能不同,构件的粒度有粗有细。不同粒度的构件精确地描述不同类型、级别的“业务功能点”,并可因构件之间的标准接口,而最终组装成为满足企业业务模型的应用软件。这些更好地支持了商业流程的构件渗透到了企业中每一个需要管理的环节。这时候,软件不再被按职能不同而简单地划分为ERP、CRM、BI、或人事、财务、行政等管理软件。软件即是构件化的组织,构件化的组织即是软件。软件随组织而动,组织因软件而变得敏捷。这时候,在对业务的支持中,相较那些打包了遗产系统的SOA,面向构件的方法用可视化的表达、粒度更小的构件,更纯粹地描述了业务逻辑,从而也更加适合作为新兴市场的中国企业应用。

其次,面向构件以可变的流程驱动与可视化的编程方式,方便地实现了“随需应变”。

在面向构件的模式下,一个企业级的应用软件是在一定的“应用框架”下,通过流程驱动的构件,以可视化组装和复用来实现的。基于构件的“业务功能点”还可以被再次复用组装成为颗粒更大的“业务功能点”。这样在客户需求变化的时候不是基于“代码”的更改,而是在现有的以流程驱动的可视化“构件组装图”中进行调整,就可以满足企业的新需求了。

另外,传统的企业级软件开发必须要关注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各类的复杂技术问题,而面向构件模式却可以很好的屏蔽掉这些技术细节,让企业应用可以更好的使用数据库软件、应用服务器、EAI软件等各个层次软ā件产品的优秀特性,而且具有适应复杂技术环境的优势。基于面向构件模式的CRM、ERP、OA等应用软件均是由构件组装而成,其每个部分都可通过改变“构件组装图”而快速适应需求的变化,而且每个应用都可向外提供统一的接口服务。可以说,这时候,企业应用实现“随需应变”才真正不再只是一句口号了。

再次,面向构件容易建立软件“复用”机制,持续实现企业知识资产积累。

软件复用是指充分利用过去软件开发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去开发新的软件系统,使人们在新系统的开发中着重于解决出现的新问题、满足新需求,从而避免或减少软件开发中的重复劳动。在面向构件的模式下,通过构件隐藏代码实现细节,强制定义接口,得以最大化地保证了软件结构的低耦合度,实现了软件复用。

基于构件的复用使人们在软件开发中不必再“重新发明轮子”或“一切从零开始”,提高了软件生产效率和质量,缩短开发周期,降低开发成本。而且构件通过多次复用后其质量和可靠性越来越高。据统计,如果软件系统开发中的复用程度达到50%,则其生产率提高40%,开发成本降低约40%,软件出错率降低近50%。

这时候,构件成为企业业务知识的载体,企业在持续地将企业业务知识构件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企业业务知识的沉淀,借助复用机制、逐渐积累和形成了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还有,面向构件采用标准的数据与通讯技术,轻松实现企业内外软件间的互联互通。

今天,随着那些整合了互联网上信息资源与服务的Web Service规范的成熟、XML语言的统一,以及像Microsoft的COM+、Sun的EJB和J2EE等构件模型的标准制定,甚至随着摩尔定律推动计算资源的极大便宜,面向构件方法在技术储备上已经完全成熟。

面向构件在数据格式、通讯机制、软件结构间的标准建立,使得那些分布在企业组织内外部的各种各样描述“业务功能”的小型软件之间,轻松实现集成。它们间的衔接像流动的空气一样自然,与目前软件美国兴盛的企业应用集成(EAI)——将孤立的“梅花桩”融合在一起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面向构件实现了图形化的“零”编程,软件开发、管理与维护成本大大降低。

早期的软件组装方式大多是通过代码粘结完成的。在面向构件的模式中,软件代码层被永久地屏蔽了,软件架构师和程序员可以跳出传统开发模式的局限,在一个图形化的界面中通过拖拽和连线就来完成开发。这时候,原来的不可管理的软件“黑盒子”变成了易于管理的“白盒子”。在一定意义上,软件通过构件组装的图形化实现了 “零”编程。

图形化的开发过程让软件可以被“画”出来。这时的软件无论从结构上、形式上还是开发过程上都堪称“简洁而美”。可以说,这种通过可视化而实现的图形化“编程”,不仅让软件在结构上更容易随需应变,而且在软件开发、管理与维护成本上都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那些满足企业应用的软件系统不再是昂贵的庞然大物,它可以是适用的,而且是便宜的。

综上,我们说——面向构件的方法代表了新一代软件变化的力量!它完美地契合了软件中国需要的所有特点—— 更好地支持业务流程、更加灵活地应对变化、在软件复用方面表现卓越、可轻松实现软件间互联互通,并且成本占优。一句话,面向构件完全可以帮助变化中国市场中的企业“又快又好”地向灵活、弹性、实时的组织方向转变。在技术模式上,它就是软件中国一直要寻找的新模式!